作者：三户一朵
面对妓女们的集体哭诉抗议，民政局长曹漫之不动声色，让她们哭够为止。但是他心里清楚，这批最后被收容的妓女，正是妓女群体中最后剩下的、最难对付的一批人。为什么这么说？原先上海的妓女有几万人之多，随着娼妓业“春光不再”，妓院关门，妓女们有了“自由身”，有的嫁了“相好的”，有的转行找工作（政府专门为舞女、妓女办了纺织培训班），还有的回家乡投亲靠友，因此，剩下的几百号人，就是“逆淘汰”下来，最“顽固”的卖春女了。
陈毅有回在夜间乘车去市政府开会，路过福州路和八仙桥一带时特意观察了一下，并没有见到妓女拉客的情况，车上陪同的交际处长管易文就说：“现在少多了。我以前有一次从福州路走到延安路，特地认真数了一下，短短有条路上竟有个站街拉客的妓女！现在，街上已经清净多了。”
好吧，这最后被收容的妓女群体，究竟对什么不满意呢？那可多了去了。首先是收缴了她们的个人物品，因为其中包藏的毒品必须查缴。可是她们很多人有私房钱，珠宝、金首饰会不会被没收啊？她们担心。另外的不满意，就是伙食差，每天粗茶淡饭，还要劳动，累死人。她们说：“这个哪里是人吃的饭？”在妓院里她们吃香的喝辣的，天天享福，现在过不了收容所的“苦日子”。
（医生来做全面的体格检查，让妓女们十分害怕，流言四起）
应当说，这批卖身多年的女性，既是备受凌辱的弱女子，也是恶习难改、自甘堕落的女人。刚进教养所时，有的人装疯卖傻，看到大木桶、粗瓷碗就不吃饭，看到双层木床就拒绝睡觉，甚至手抓嘴咬，以死相抵。在私底下，她们彼此传递着种种流言，对每一个伸来帮助的手，都报以恶意猜测。
传言是那样令人恐惧：“共产党经费困难，要卖妓女，年轻漂亮的一千五，最丑的也卖三百块。”更有人说：“马上打台湾，要把妓女绑在前面踩地雷。“还有横竖不讲理的，话说得伶牙俐齿：“阿拉要被剃光头送到苏北去敲石子吗？”“啥，送到东北去配伤兵？侬帮我寻个有钱的好共党做老公好伐？”
当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来给她们抽血打针，又把她们吓坏了，妓女们又吵又闹，有的把瓶子也摔了。政府好容易组织了经费和医疗人员给她们做体检，这样的善举竟然成了她们的一场噩梦，说什么“军队在朝鲜失利，伤兵等着要输血，政府要抽我们的血！”医生和干部们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才完成了体检。
检查的结果，第一批被收容的人有70%患有性病，90%的人有心脏病、斑秃癣等其他疾病，并且大多数都有毒瘾。而她们却从来不懂什么是梅毒，淋病：“这个是湿气呀，勿要紧的。”
（打针治病，是帮助她们改变人生的必要一步）
接下来，一个很大的难题摆在了面前：从哪里搞药给妇女治病呢？当时治疗梅毒和淋病的特效药，只有盘尼西林（也即今天的青霉素），另有一种辅助用药叫新砷凡，也是进口药。尤其是青霉素，简直贵如黄金。白求恩大夫如果有了青霉素也不会在前线死于感染的。可是，当时的上海遭遇美蒋封锁，药品都需要从香港转道进口，价格昂贵，上海市只有在卫生局的库房里储存了一批青霉素，是否动用这批药品给妓女治病？上上下下议论纷纷。
当时，朝鲜战争正在进行，这些药品是为前线的需求准备的。因此，反对者的声音非常强大：“到底是志愿军战士的命值钱，还是妓女的命值钱？“支持者说，如果不给妓女治病，就不能把她们改造成新人。双方各执一词，意见交到了陈毅那里。
作为一个留学法国的革命者，陈毅对于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观不会陌生，更对受压迫的底层女性抱有极大的同情。他的态度是：“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前线用的药品我们另想办法，先给她们治病要紧。她们和我们的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就这样，所有患有梅毒的妓女，医院住院，得了到及时、专业的治疗，妓女们这时才真正明白，政府是真心要她们抬头做人，不再是“下作人”了。但是，身无一技之长的她们，治好了病又能去哪里呢？
（脱下性感妆容换上神气的军服，妓女变身女兵，帅到不行！）
许多妓女是不愿意“转行”的。年，一项对上海市名妓女的调查数据显示：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主要因为这比她们所能从事的其它职业，收入更加丰润，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更有近四分之一的人表示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但现在，她们别无选择了。
实际上，妓女的“下岗转业潮”早已开始。找个合适的男人嫁了，是不错的出路。教养所根据收容妓女的身体情况和特长，按照“粗工易学”的原则，组织她们“自食其力”。鸿兴织造厂运来了40部闲置织袜机，次年又增加了两部弹棉机，增添了手套工场。她们学习制造毛巾、药棉，织袜、缝纫，二年后有了一技之长，还开始有了稳定工资，有人含泪说：“第一次拿到了干净钱。”
在长达两年的“无性”生活过后，年，教养所开始陆续释放改造好的妓女，标准是政治表现好；疾病痊愈，无恶习；有技术，社会上能接收。在上海没有亲戚的，送回老家；有亲人的，分配到城镇工厂；“剩女”们则由工作人员陪着，送到甘肃、宁夏和新疆的国营农场，因为“那里没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于是，背井离乡的女人们便回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家庭关系中，并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看看这份统计，让人感慨：
上海解放后后共收容了7多名妓女，把她们安置妥当花费了六年时间。她们的去向大致有几类：回原籍安置的多人，到国营农场就业（并带有家属）的2多人（其中还包括多名入伍去了新疆，嫁给兵团战士的女性）。进工厂企事业单位的多人（好幸运哦），留在民政局福利工厂的多人，由救济、养老院安置的多人。
（她们被称为“新人”，登上卡车那一刻，对新生活充满着希望）
这个故事的最后结局，仍旧和青霉素有关。年，来自美国约翰霍甫金斯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的两位博士童村和樊庆笙，主持建立了上海青霉素实验所，并筹备建厂。当一笔建厂投资的报告送到陈毅手里时，他大笔一挥将数额增加了一倍！年5月1日，在上海第三制药厂的1加仑发酵罐中，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批国产青霉素在上海问世了！“盘尼西林”的进口依赖，一去不复返。
六十多年过去了。诚然，当今的“扫黄”运动总也不能将“卖淫”禁绝，“性产业”也在中国重新兴旺发达，但我仍旧认为当年那场禁娼运动难能可贵。尤其是，将进口药先拿去给妓女治病，这个举措建立在人的平等权利上，因此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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